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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商帮的起源
阅读(254)  评论(0)  2021-07-05 17:54



话说商帮的起源


一、特定社会出商帮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伴随着千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传统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中国传统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因而,商帮就是在上述的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国商帮产生的基础是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的,它实质上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缘组织。中国地域广大,在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无数个大小不等的民族地区和县、乡、镇、村等行政区域,一般来讲,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而商帮就是建立在这种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这种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谓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有: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而形成这些商帮的一个十分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就是语言的因素,操着相同的方言的一方商人自然就易形成一个商帮,而操着另一个地方方言的商人就会形成另一个商帮。一般来讲,不操同一方言的商人是不可能进入到同一个商帮之中的。因而,我认为,地域和方言的向同性,才是组建一个商帮的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中国商帮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地区通行的交际工具。方言是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所谓地域性变体,自然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我国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区方言,这些方言可以分为7大类方言,即北方方言(广义的官话)、吴方言(江浙话)、赣方言(江西话)、湘方言(湖南话)、客家方言(客家话、客话)、粤方言(粤语、广东话)、闽方言(闽语)。这七大方言中,以北方话分布最广,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这七大方言,除了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是南方方言。北方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主要差异是语音,语音的主要差异是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调值是各地方言相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是区分北方方言各地差异的主要标志之一。

同一个地域且操同一个地方方言的人群,他们之间具有相同的口音,便于沟通和交流;具有相同的生活习惯,便于共同相互间的照应和相处;具有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便于相互间的信任和处事。这些相同之处,使得同乡间较之素不相识或者没有在共同的地域和环境里共同生活过的他乡人之间更加具有特有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商帮都是由操同一口音,具有同一籍贯的同乡商人聚集在一起的民间自治性的商业团体(集团),他们凭借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相互之间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共同操纵一个领域或者几个领域的市场价格和份额;同时,利用商帮的集体力量规避同一商帮内部商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增强与其他商帮和外部势力的竞争力,并且依靠商帮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商帮内的商人的利益,特别是以利于共同应对来自商场和官场以及其他外部势力对于商帮及其内部个体商人的威胁和迫害。中国古代的商帮是在中国古代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社会及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国家又没有对于商业和商人的明文的法律保护,而商人又希望有一个既能够实现自我保护的目的,又可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属于自己的组织,以实现自己货通天下、财源广进的宏图大愿的大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一个由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操同一种方言的商人组成的商业团体。其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的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点。

二、经商潮起促商帮

1.安富思想促商业

明代是一个彰显文人政治的朝代,在明朝的政治史中,曾出现了诸多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而在这些政治家中,不乏对于商业有独到见解的人物。在明前期,明宪宗、孝宗朝曾为礼部侍郎、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的丘濬(公元14191495年),肯定人心好利,主张实行“安富”的政策,反对“夺富与贫”,也反对“争商贾之利”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认为:“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对桑弘羊的“平准”、王安石的“市易”等作法持否定态度,更不赞成国家对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他反对当时实行的“傕盐”(食盐专卖)和“傕茶”(茶叶专卖),呼吁废除盐、茶专卖,改行私人生产、私人运销的制度。事实上,明代的茶叶专卖重点在于边茶易马,内销茶税轻,管理并不严,茶叶商可以大行其道。另一名出身于中小地主,生长于商业繁盛的江陵(荆州),其叔父是经商的,自己在荆州也有店铺的,万历初时主持政事,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首辅张居正(公元15251582)的一贯思想就是不主张“言傕利”,而反对官、商专利的商品专卖政策。早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由于采办制度过于损害商人利益,户部条陈恤商六条,主张采办物品官价要与市价一致,严禁各库监局等典守官吏的敲诈行为,剪裁冗费,公议各商贫困不能供役者,核实后准许保举富户更代。这是张居正在内阁时所准行的事,有利于减轻京师铺户的负担。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张居正为首辅时,极力支持给事中顾九思等撤回苏杭织选内臣的建立,结果召还了太监孙隆,官府的催督减少一分,两地机户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分,这是对江南工商业办的一件好事,有利于当地丝织业的发展。对于明中叶后日益苛繁的商税,张居正未当政时就主张予以减轻,张居正当政后曾革免荆州店税。

张居正的厚商思想是要求对不同商人有所区别对待。他看不惯官商合流,因而,依靠专卖制度而获取了厚利的商人,他是要以中央政府的力量来扶植新兴的、与生产者有关,与土地、高利贷、官府关系却少的工商业者。在张居正的思想里,抑商已经让位于厚商、傕利应当让位于反傕利。这些思想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的。

正是明代政治家中所出现的这些“安富”、“厚商”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自明中叶之后,出现商人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现象。

2.经商人数日增多

随着明政府对商业政策的放宽和明代政治家“安富”、“资商”、“厚商”等思想的传播和实施,明代的商业得到了发展,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多。据万历年间安徽徽州方志《歙志》的记载,明成弘(明代年号成化与弘治的并称,自公元1447年—1505年)以前,民间基本上是以务农为主,但自正德(公元1491—公元1521年)末年、嘉靖(公元1522年—1566年)初以后,商贾增多,民间已经出现了不重种田,而踊跃经商的局面,尤其到了嘉靖末年、隆庆(公元1567年-1572年)年间,依靠经商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依靠种地富起来的人则越来越少,而且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实际上,早在成化和弘治年间,安徽人外出经商之风就已起,至正德、嘉靖年间,则弃农经商、合乡外出经商者日盛一日,经商已经变成徽州地区的普遍现象和社会风气了。安徽歙县乡人经商者十之八九;祁门一县务农者十之三,经商者十之七。除了安徽外,陕西泾阳十之八九的人经商;三原商贾远出,数年不归;抚州府(今临川)田少民稠,三分之一的居民都经商;江苏苏州洞庭之民年十七八即挟资出商;福建泉州的安平商人,主要以海商为业,一次出海近者一年归来,远者数年始归。到明中叶之后,经商潮大起,经商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拖家带口,起初是父子同商,翁婿共贾,兄弟联袂,到后来发展到宗族同行,甚至于一个乡、一个地区的人共同结队、结伴经商,由此结成了商帮。

明中叶以后众多的经商者,往往集中地来自于一类地区,这些地区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地少人多,徭重赋繁,农民处境艰辛,外出经商就成为了安排剩余劳动力,解决生计民食的最好出路。山西北部,天寒地瘠,生物鲜少,南部地狭人稠,田不足耕,因而,经商谋利在此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明中叶商帮形成过程中,每挟资走四方的人更是不绝于途。安徽南部的皖南山区,也同样是地少人多,如果仅凭种田的收入,不能满足一年的十分之一的需要,因此,明中叶之后,外出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在乡务农的人数。江苏苏州洞庭,重冈复岭,田少不得耕,故也不得不以外出经商谋生。江西、浙江、福建都是人稠地狭,地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如果身无长技,不外出谋生就无法生存。

这些出商人的地方,多属山区、丘陵地带,农业发展很受限制,粮食不能自给,但山区土特产却较多,收集起来,或加工制作成手工业品向外推销,为商人出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徽商就从主要经营本地区较丰富的资源(茶、木、竹、瓷土)和制成品(纸、墨、砚、漆器)起步,随后进而贩运四方物资、交流各地物产,从而形成商帮的。洞庭商人经商的起点是西山的花、果、茶、桑;龙游商人开始则以山区所产的竹、木、茶、蔗、漆、笋等为凭籍。而山西的本地物产并不多,自古以来,主要以河东之盐为盛,入明有潞州之绸、煤、铁以至烟草,山西商人主要靠贩运这些特产,以及其他地方的物资起家。此外,本地有较多的物资可供输出,如江西的瓷器、茶叶、纸张、夏布、木材、蓝靛;山东的棉花、瓜、果、花卉;陕西的毛皮、药材等,这些地方是商人以将这些地区的特产和手工业品贩运出本地作为主要的行业。这种依据各地不同的地域、地理特点而从事不同行业的情况,最终导致了商帮的兴起。

3.抵御欺凌和风险

经商就要走出家门。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那样一个社会环境和年月里,在异地贩货经商的外乡商人遭受欺凌是常有的,路途上强盗响马多如牛毛。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单枪匹马在商海中闯荡,总是险象环生,只有结成帮伙,才能借助众人的力量克服经商中遇到的困难。与谁结伙,当然只有同一血缘和地缘的人是最佳伙伴。同一血缘的人结伙很好理解,毕竟打虎还靠亲兄弟,注重宗室关系的徽商往往使用同族人经营生意,然后才利用地缘关系形成帮伙集团。而山西商人干脆直接利用地缘关系经商,一方面为了保证商业活动不受家族内部各种人员的干扰,保证掌柜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形成了姑爷、舅爷、少爷不参与本家生意的成例;而另一方面,生意经营中所用掌柜伙计又必须全为本地人,以保护商业经营诀窍只在内部人中的传承。

4.熟人信用是基础

为什么地缘关系会成为商帮形成的重要联系纽带?其中原因是复杂的。由于长期的农耕习惯和封建统治,中国人普遍重土轻迁,一村一乡一县的人,相互间世代为邻,姻亲互联,不仅人格品行颇为熟知,而且具有其庞大的家族血亲在当地的质押性质,就形成了所谓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信用关系。另外,同一地域的人生活习惯类似,使用同一方言,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文化圈子,把不同地域的人区分开来。不同地缘关系形成的一个个圈子由小到大,人际关系也由近及远。圈子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一定的行为规范,谁违反圈子内的规则将会遭到圈内所有的人的谴责,甚至被强行清理出这个圈子,这种威胁对圈内人形成了强大的约束作用。

5.势力庞大成垄断

正因为明清商人一开始就借助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团伙经商,随着商业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之人参加,这样就出现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类行当,从业人员的地域性很强,并且往往垄断某地此类商业的现象。当出现外地商人的竞争时,商人们就借助于血缘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结成帮伙,采取统一行动,排挤同行,牟取垄断地位。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商帮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企业网络组织形式。由于共同的地缘属性,商号之间的掌柜或伙计之间有频繁的私人交流,各地商帮会馆的建立更为这种交流提供了便利。不同商号的商人之间,不仅在信息沟通、经验交流、统一行动计划方面相互合作,而且也在诸如资金拆借、货物调剂、器具借用、结伴采购、运送捎带货物方面相互支持。

中国的商帮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代。明代商帮的兴起,与当时的安富、厚商思想,经商人数的增多,个体商人要求的获得安全的保障,等因素密不可分。但归根结底,我认为,明代商帮的兴起,其主要因素还是商人之间需要加强团结和合作。在商帮出现以前,商人基本上是依靠自身最多本家族的力量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来和竞争对手及社会、官场上的人进行交流和争斗的。有贸易必有纠纷,有纠纷必有争斗,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在剧烈的商场角逐中商人们逐渐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所有的竞争对手和官府、社会来进行抗衡的,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自己的人格得到尊重。于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和血缘、亲缘理念的认同和支配,商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商业阵地和在某些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往往利用同乡同业的关系,彼此联合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商帮。各地商帮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会馆,以增强相互间的了解,他们之间讲振恤、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以组织的名义协调帮内商人之间的大小矛盾,一致对外,以利于同非本乡本帮的商人进行角逐。这才是商帮这个特殊商业团体出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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