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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女神》
阅读(61)  评论(0)  2021-05-06 18:41



伟大的《女神》



1919年5月,郭沫若不在国内,当时身处异域的爱国青年学生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就在这年五月中旬,他和夏禹鼎、徐诵明、刘先登、陈中、钱潮等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的小团体——“夏社”。

郭沫若回忆说:

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

(《凫进文艺的新潮》)

团体让郭沫若和陈君哲写文章,但陈只作了一篇文章,便于暑期中回国了,于是只剩下郭沫若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他常常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在暑期中他撰写了一些政治宣传的文章,发过几次稿。

六月,他翻译了日本作家葛西善臧的短篇小说《马粪面》,署名高汝鸿,收在《日本短篇小说集》中。

1919年暑假期间,因感到学医枯燥无味,加以两耳重听,听课困难,想改入文科,为佐藤富子所反对。此事使郭沫若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至唾弃一切的科学”。(《创造十年》)

与此同时,却对歌德的《浮士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零碎地翻译《浮士德》,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共鸣。他说:翻译它,“也就好象我自己在做文章”,“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创造十年》)

1919年9月,为了做宣传工作,郭沫若订阅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那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时事新报》很有革新气象,它的文艺副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第一次看到康白清的一首白话诗,他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于是,便把1918年做过的几首诗,如《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去了。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9月11日,发表了新诗《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和《鹭鹚》两首新诗,首次署名沫若。

当时,《学灯》编辑宗白华很喜欢郭沫若的诗。后来,他回顾道:

二十一年前,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编辑室的一张小桌上,每天傍晚总是满堆着一大堆的信,编者走近看见时着实满心的欢喜。这是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寄来的稿件,有的讨论社会问题,有的发挥青年问题,有的介绍西洋哲学文学,大谈文化,有的研究教育,有的很苦闷地发抒着恋爱和社交问题……——然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的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欢欣的回忆和祝贺》,转引自《郭沫若在重庆》一书)

他热情称赞郭沫若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有“Lyrical(抒情)的天才”,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为了鼓励郭沫若的创作,他希望《学灯》每天能发表郭沫若的一首新诗,使《学灯》“有一种自然Natur的清芬”。他鼓动郭沫若常投稿,“一有新作,就请寄来”。这些鼓励与期待,给郭沫若以莫大的鼓舞。他说:“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的陶醉。这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创造十年》)

恰在这时,他读了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他的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

惠特曼生活在美国建国初期以及社会发展成熟的时期,经历了美国反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并取得了胜利的时代。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诗人,惠特曼站在进步的、正义的立场上,热情呼唤民主和自由,衷心赞美劳动和劳动人民,强烈谴责反动的农奴制度,勇敢抨击封建的宗教的禁欲主义,以及热切向往光明未来,憧憬着一个“世界乐园”的出现。在艺术上惠特曼的诗是一种崭新的自由体诗,是属于“鼓舞调”,雄浑粗犷,给人以听军歌、军号、军鼓时的感觉,具有豪放不羁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郭沫若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在摆脱苦闷情绪后,放弃了固有的冲淡的诗的情趣。他不再追随泰戈尔,因为泰戈尔的诗清淡、和平,属于“沉静调”,所以他转而追随惠特曼。他把惠特曼看成是与华盛顿、林肯同样伟大的人物。惠特曼那种热情奔放的自由诗,使他开了闸的创作欲,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他效法惠特曼,要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感到够味的东西。他后来回顾道: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序我的诗》)

强烈的创作欲望,促使他要把自己的“内发情感”痛快淋漓地倾吐出来。1919年上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他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为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 这一期间,他先后陆续发表了《浴海》(1919.9)、《立在地球边上放号》(1919.9)、《风》(1919.10.10)、《两对儿女》(1919.10.18)、《某礼拜日》(1919.10.20)、《火葬场》(1919.10.23)、《晚步》(1919.10.23)、《梦》(1919.10.23)、《一个破了的玻璃茶杯》(1919.11.6)、《黎明》(1919.11.14)、《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1919.11.24)、《夜步十里松原》(1919.12.20)、《地球,我的母亲》(1919.12.底)、《匪徒颂》(1919.12.底)、《晨安》(1920.1.4)、《三个Pantheism》(1920.1.5)、《凤凰涅槃》(1920.1.20)、《读‘少年中国’第1、2期感怀》(1920.1.中旬)、《解剖室中》(1920.1.22)、《心灯》(1920.1.25)、《芬陀利华》(1920.1.29)、《天狗》(1920.1.30)、《岸》(1920.1.底)、《叹逝》(1920.2.14)、《日出》(1920.2.29)、《光海》(1920.3.19)、《梅花树下醉歌——偕田寿昌兄再游太宰府》(1920.3.22)、《巨炮之教训》(1920.4.18)、《新阳关三叠》(1920.4、5月间)、《我是个偶像崇拜者》(1920.5、6月间)、《笔立山头展望》(1920.6)、《金字塔》(1920.6.7月间)、《无烟煤》(1920.7.11)、《春蚕》(1920.7.26)、《岸上》三首(1920.7.26、27、29)《霁月》(1920.9.7)、《晴朝》(1920.9.7)、《香午》、(1920.9.7)、《雷雨》(1920.9.7)、《棠棣之花》(1920.9.23)、《葬鸡》(1920.9.30)、《鸣蝉》(1920.10.2)、《胜利的死》四首(1920.10.13、22、24、27)、《太阳礼赞》(1921.2.1)、《春之胎动》(1921.2.26)、《日暮的婚筵》(1921.2.28)、《新生》(1921.4.1)、《海舟中望日出》(1921.4.3)、《黄浦江口》(1921.4.3)、《上海印象》(1921.4.4)、《西湖游记》(1921.4.11)等数十篇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作品均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收入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集五十六首。它象是一颗璀璨的彗星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光耀夺目,照彻大地。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块巍峨的丰碑。

郭沫若并不是第一个写作新诗的人,在他之前,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清等人都发表过新诗,其中以胡适的《尝试集》最为著名。《尝试集》发表于1920年3月,比《女神》早一年多的时间。比之他们,郭沫若要算是后起的诗人。然而,在新诗坛上,他却卓然独步,后来居上。

蒋光赤在1925年发表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部《女神》,在现代文学界里有一个郭沫若,这总算我们差堪告慰了。

闻一多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接着,他列举了《女神》表现的时代精神的五个方面: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色彩和当时青年们的烦恼悲哀。闻一多是我国第一个指出《女神》最充分地表现了时代精神的评论家,也是第一个概括了《女神》的本质特点及其卓著成就的人。

诗人给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女神》,这显然是受了《浮士德》的影响。《浮士德》开头出现的是男性上帝,而结尾是女性的光明圣母。郭沫若解释说,由男神的中心的宇宙而变为女神中心的宇宙,这可能包含有天界革命的象征。在《浮士德简论》一文中作者更加明确地指出:“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其流弊是专制独裁;女性的象征是慈爱宽恕,其极致是民主和平。以男性从属于女性,即是以慈爱宽恕为存心的独立自主,反专制独裁的民主和平。”

诗人在诗集的第一篇作品《女神之再生》的前面,题上《浮士德》结尾的一节诗,其中有“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的诗句,其意就是要使追求自由、创造光明的精神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女神》共收五十六首诗,分为三辑。第一辑由三篇诗剧组成,即《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诗人通过女神的歌,提出“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的伟大抱负。

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

     再去炼些五色的彩石来补好他罢?

   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

我们尽他破坏再补他了!

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

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这是女神们在不周山破裂和天盖倾倒后的一段对话。这里,诗人主张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万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伤,

   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我们欲饮葡萄觥,

愿祝新阳寿无疆,

   海水中早听见酒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这欢乐的太阳颂歌,它给人们以“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它被看作《女神》的代表作。

历史诗剧《湘累》描写爱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的一个生活片断,表现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诗剧中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诗人自己的实感。当时,郭沫若生活清苦,身体不好,个人的苦痛加上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使他的积怨通过屈原喊了出来:

哦,破灭!破灭!

我欢迎你!我欢迎你!

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

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着死神来开门。

     啊啊!我,我要想到那“无”底世界里去!

作于1920年9月的历史诗剧《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通过聂政、聂荌姐弟在母亲墓前诀别的描写,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诗剧中,郭沫若指出了战乱、丧败的根源:

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度,士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战争底根本,根本坏了,只有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这可以认为是诗人通过聂荌的歌唱出的诗人自己的雄才大志。

诗剧的结尾诗人用激昂的歌声号召人们为中华努力向前!

在整部《女神》中最能代表郭沫若前期的创作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是第二辑中的三十首诗。在1921年初版本上把第二辑分为三部分:自《凤凰涅槃》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十篇,为《凤凰涅槃之什》;自《三个泛神论者》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共十篇,为《泛神论者之什》;自《太阳礼赞》至《死》,共十篇,《为太阳礼赞之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长诗《凤凰涅槃》了。

《凤凰涅槃》(一名《菲尼克司的科美体》)作于1920年1月20日。郭沫若回顾说:

《凤凰涅槃》那首与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那诗的意趣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我的作诗的经过》)

全篇由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六部分组成。凤歌中,通过凤凰自焚前的歌,无情地揭露了充满罪恶的黑暗世界: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这是诗人喊出的历史的呼声!

 五百年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总之,在诗人心目中,中国从它的过去到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一切更生。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这是诗人对祖国新生的预祝。

昕潮涨了,

昕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听啊,那更生后的“凤凰和鸣”是何等使人心胸激荡,欢乐不已啊: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最后,诗人以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非凡的热情,纵情欢呼: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全篇在一片十分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田汉读了《凤凰涅槃》和郭沫若给他的信后,激动的说:

你说你现在很想中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主是不能不答应他的。

                (《三叶集》)

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盛赞《凤凰涅槃》“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来临的前奏曲,是辞旧迎新的悲壮与欢乐的交响乐,也是新时代的预言之歌。”

郭沫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如我的爱人一样。”《炉中煤》一诗表达发诗人这一感情: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阳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在诗人心目中,中国就象一位“年青的女郎”。他以火一样的心肠思念着故乡——他所心爱的年青的女郎。

在第二辑里,能反映郭沫若独特风格的诗歌还有《晨安》。诗中以激动的心情,向祖国、同胞、艺苑的巨擘,向扬子江,向黄河,向万里长城,向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致以的热烈的问候。诗歌气势磅礴,感情激昂,一中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他热情地呼唤着:

醒呀!Mesame呀!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他热切地期望: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这火一般的炽热感情,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一切人世间美好事物的最崇高的敬意,是一篇诗人对祖国的颂词。

《女神》还热情地歌颂发工人和农民,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在《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称“田地里的粗人”是“全人类的褓母”,称“炭坑里的工人”是地球的“宠子”、“全人类的普罗米修士”。甚至认为,“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在《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把一个“慢慢地开了后门,笑嘻嘻地把我解放”的扫除工人称为自己的恩人,并感激地说:“我感谢你的深深,同那海心一样!”这首朴素的诗,包含着劳动人们能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的用意。

《女神》对近代科学文化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他对被攻击为“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畔道的哥白尼”、“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宗谤祖的达尔文”,他对“反抗古典三昧的艺风”的罗丹,对“反对王道堂皇的诗风”的惠特曼,对“反抗贵族神圣文风”的托尔斯泰,对“教人返自然”的卢梭,对“不受约束的亡国奴,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戈尔,向他们三呼万岁。对当时科学技术上的一些新事物,诗人用最美的比喻来赞颂它们。他称“摩托车前的明灯”是“二十世纪的亚坡罗”;(《日出》)称轮船烟囱里冒出的煤烟是开着了的“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诗人还在许多诗篇中,运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术语、知识,如“X光线”、“Energy(能)”、“电气”(《天狗》),“自转”、“公转”(《金字塔》),“脊髓”……等等,涉及到物理学、天文学、生理学、地质学等各方面。特别是《凤凰涅槃》中那首《凤歌》,诗人托风之名,问天、问地、问海,问到宇宙的无限与有限,问到生命的起源。它充满了诗人热烈的憧憬与幻想。

《女神》整个诗篇塑造了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强烈追求个性解放的自我抒情形象。在《女神》中,处处表现了诗人酷爱自然,赞美自然的进化观念。在泛神论的影响下,郭沫若诗歌中,大量地描写讴歌自然,赋予自然以无限的生命力。在《光海》一诗中,诗人写道: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当看到一群小学的儿童在沙中跳跃玩耍,不由得也勾起了诗人对自己已经消逝的童年时代的回想:

          一群小学的儿童,

          正在沙中跳跃:

          你撒一把沙,

          我还一声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揎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旧我了。

                       (《光海》)

他礼赞太阳,把太阳的光辉视为创造光明、创造生命的源泉: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

          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

          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礼赞》)

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一诗里,诗人赞美梅花,是“吐露出清淡的天香,开放出窈窕的好花”;赞美爱,是“宇宙的精髓呀!生命的泉水呀!“假使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郭沫若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他以极大的激情,站在日本海滨向自己同时代的人倾吐着时代的最强音: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

         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

         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

          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这诗中的“我”象太平洋一样浩瀚。“我”呼唤着洪涛,而且与洪涛浑成一体,化为不断毁坏,不断创造的“力”,这“力”要把地球推倒。

在《天狗》中,诗人的个性解放,歌唱自我,蔑视已有传统的彻底叛逆精神表现得豪迈动人: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诗人无法遏止的满腔激情如火山爆发一样,强烈地喷发出来: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我是偶象的崇拜者》一共九行诗句,开头的第一个字都是“我”,“我”几乎崇拜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伟大的事物。太阳、山岳、海洋、苏伊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生、死、光明、黑夜,甚至“我”,都成了诗人崇拜的对象,总之一句话,即崇拜人类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类自身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改造。《浴海》中,“我”的形象显得更加真切、丰满: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  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心同日火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

          早已全盘洗掉!

          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

          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

                      (《浴海》)

这充分反映了诗人追求圆满人格的实现的迫切心情。这正是《女神》所独具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女神》素以豪放、热烈、粗犷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然而,却也不乏清淡、恬美之作。诗集的第三辑中的大部分属于此类作品。第三辑在1921年《女神》初版本上为三部分:自《VENUS》至《晚步》共十篇为《爱神之什》,自《春蚕》至《日暮的婚筵》共十篇为《春蚕之什》,自《新生》至《西湖纪游》共十篇为《归国吟》。

郭沫若早期曾为泰戈尔的清淡、恬美的风格所陶醉,因此,在他的前期诗歌中也可以看出泰戈尔的痕迹。如1920年9月发表的《霁月》和《晴朝》就是例证。《霁月》以轻松、朦胧的笔调描写了雨后的月光: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在这里,听不见人世间的喧嚣,看不见纷纭多变的世道,有的只是淡淡的幽光,和幽渺波音;在这里,也没有了那激昂、高亢的酣唱,有的只是阵阵的暗香。

《晴朝》是写诗人和姣儿在晴朗的早晨坐在柳树下的长亭中小憩的情景:

          池上几株新柳,

          柳下一座长亭,

          亭中坐着我和儿,

          池中映着日和云。


          鸡声、群鸟声、鹦鹉声

          溶流着的水晶一样!

          粉蝶儿飞去飞来,

          泥燕儿飞来飞往。

好一幅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这与前面那暴风雨般的镗嗒铿锵的诗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那深藏在肺腑的酷爱平和生活的情趣描写得细致入微。

作于1921年2月的《春之胎动》也是首优美的田园诗。诗人独坐在窗下举目向楼外四望,远远是一带呈着雌虹般彩色的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的海水;蔚蓝的天空有几朵白云飞驰;楼下的一只白雄鸡在引颈高歌;几只杂色的牝鸡娇慵无力地偃伏在旁边的沙地中;天空中时而有小鸟的歌声;海面上片片的白帆如同天上白云一般,一刹那便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第三辑的《爱神之什》,记录了诗人的爱情生活,这些诗大部分是与安娜恋爱以后写的,其中的《别离》、《死的诱惑》都是专为安娜写的。诗歌真挚动人,表现了诗人细腻纯真的感情。

第三辑中的一些诗歌,也反映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与无比憎恶。1921年4月,诗人因不满足学医与成仿吾回到了祖国。4月3日早晨到了上海海面,作了《黄浦江口》一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诗中唱道:

          和平之乡啊!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

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风  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的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象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副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创造十年》)

《女神》的终卷是《司春的女神歌》,歌中唱道:

           司春的女神来了。

           提着花篮来了。

           散着花儿来了。

           唱着歌儿来了。


          “我们催着花儿开,

           我们散着花儿来,

          我们的花儿,

          只许农人簪戴。”

郭沫若就好比是一个司春的女神,给广大青年送来了色彩斑瓓的鲜花。他“散着花儿来了,唱着歌儿来了,”他给祖国带来了一颗赤子之心,送来了他最心爱的第一部诗集——《女神》。

《女神》是一部充满活力和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伟大诗集。它开拓了中国一代诗风,它是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

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成为第一个可以称得起杰出的诗人。

郭沫若《女神》的风格、形式和语言影响了几代诗人和国人,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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