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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金融史话》




                         专著——《古代希腊和罗马漫谈》

                    




                         专著——《中国商法典草案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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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内容及其特征(下)
阅读(239)  评论(0)  2021-02-09 21:38



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内容及其特征(下)


(上接前期)

(三)商事债权制度

          1.买卖契约

        汉代的买卖契约叫“券书”。买卖关系的建立,要订立契约,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日后发生纠纷,则以契约为证。

        关于土地买卖,都要订立契约,对于买方来说,只有握有买契,才算取得了土地所有权。

不仅土地买卖如此,其他物品的买卖也大都如此。凡属个人所有财物,均可自行买卖,成交之后订立契约。各种买卖契约,格式大体一致,其包括买卖日期、标的、价钱、双方姓名、见证人等。甚至对见证人(或介绍人)沽酒若干作为酬谢,也得写入契约。

唐律禁止欺行霸市、诈欺起哄、操纵物价等行为,违者杖80。买卖双方必须有合意,买卖契约必须有保人附署,保证契约的公平、合法。

1)动产买卖。唐律规定出卖“器物”之物必须牢固,是真材实料;绢、布的门幅、长度必须符合法定标准,违者杖60。买卖奴婢、牲畜必须成交后3天内在市司的监督下订立“市券”,立券后在3天内买方发现表的物有“旧病”,可以悔约,撤消交易行为。

2)不动产买卖。土地买卖必须先经官府批准,不准私下交易,否则财产没收,地还本主。唐律规定,贵族官员的赐田、五品以上及勋官的永业田可以出卖。民间出卖永业田只在丧葬、迁往“宽乡”(即由地少地区迁往地较多地区)时才允许买卖。口分田在家贫供丧葬、自愿迁往“宽乡”时也可以出卖。有违反此规定者笞10100,地还本主,财产没收官府。土地买卖后,买方还必须向官府申报转移该项土地所负担的赋税。

2.借贷契约

    汉代关于借贷方面的法律,主要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失。规定债务人如违期不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就连功臣列侯负债违期不还,也要夺侯除国。

对于放债,高利盘剥,汉律曾明令限制利率,超过法定利率的行为叫做“取息过律”,要受到惩罚,对于诸侯甚至有夺侯免国之罚。

唐《杂律》规定,债务人不能按时清偿债务,处笞20至徒1年。还规定,民间借贷利率限制在“月利六分”(即6%)以下,并禁止复利。得息累计与本金相等、本利合计为原本2倍时,停止计息。还规定粟麦类借贷只可在年内计息。唐中期以后,借贷利率曾降至“月利四分”(即4%)。

关于债权的担保方式,唐律令也有不少规定。首先,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扣押债务人的财产,称之为“牵掣(CHE)”。但牵掣前必须向官府报告,经批准后才可进行。若未经官府批准强行牵掣债务人财产,超过债务原本者以坐赃论。

其次,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扣押,则可驱使债务人及其家属以劳役抵偿债务。服役者只能是男性,每日劳役折算为绢3尺。

再次,如债务人逃亡或死亡,则向附署借贷契约的保人代为清偿。

另外,唐律允许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交质押财产,称之为“收质”。如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利息累计以与原本相等时,债权人应报告市司,传唤债务人到场,当面出卖质押物,卖价抵充债务本利后的余额应归还债务人。唐朝专业经营放债收质的“质库”业已相当发达,收质的财物种类繁多。唐律仅禁止以良人为奴婢质债。唐代已有指定某项田地房屋之类不动产为抵押的债券担保方式,民间称之为“指当”、“指质”等,但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

3.租佃契约

汉代租佃关系已非常普遍。汉律对地租额也作了限制。为鼓励农民生产,汉政府曾诏令减轻地租。如有的租田65亩,每年收租26石,每亩合地租四斗。很多农民因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地主的“徒附”。

唐律称耕地租赁为“租”,民间一般称“租”或“夏”,出租人称“田主”,承租人称“佃人”。唐中期以后逐渐称承租人为“佃客”、“庄客”,这些无地农民大多为逃避赋役而流亡外地,在外地无正式户籍,故又称“客户”。当时的耕地契约一般明确规定承租人的义务、地租的数量、质量、交租期限等内容,尤其是还规定收租的担保方式:如承租人不能及时交租,即由田主“牵掣”家中财产;或者保证承租人死后仍由其妻儿及收后者清偿。

房屋租赁、车辆船只租赁、劳务承揽等,唐律令统称“赁”。

此外,还有诸如对于雇佣劳动和租借牲畜的行为的商事规范,以及寄托契约的商事规范。例如,唐律统称“雇”或“庸”。法律上规定的“庸”价为每天3尺。唐代寄托保管业相当发达,有专门“寄附铺”接受委托寄存财物,有专门从事仓储批发的“邸店”,又有专门寄存钱币的“柜坊”。唐律规定,保存他人财物的法律责任。私自费用者按坐赃罪减1等处罚,故意欺诈者按诈欺取财罪减等处罚。受寄存的财物亡失者,必须赔偿,但寄存的牲畜自然死亡无须赔偿。寄存物的孳息应归还原主,马生驹,婢生子,都应归还原主。所寄存之物为谷麦、钱币之类,经寄存主人“出举”(拿得出凭证)或贸易所得利润,可以给其受寄人。

(四)商事专卖法律制度

中国的专卖制度起源于前文已述的汉代的盐铁和酒类专卖制度。

汉代的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汉代商业立法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在这些商业立法中,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的就属盐铁酒专卖法,此类法律便成为了汉代之后历代政府增加国家收入的最重要的来源和基石。

在唐中期开始征收盐税之前,政府对盐业是不专卖不征税的。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才开始实行盐专卖。并且颁布了榷盐法,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改革榷盐法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全国主要产盐地设四场、十监,负责盐的生产、统购。商人可向官府场监批发官盐,自由运销各地。除须向沿江河诸道交纳通过税“榷盐钱”外,不再征税。为防止偏远地区盐商牟取暴利,设“常平盐”,即以必要的官运官销控制盐价。同时又严禁私盐运销,设置13巡院厉行缉私,发现私盐即并其资产统予没收,且按情节论罪。

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流行饮茶,至隋唐已大为普及。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3年),下令征茶税。在产茶州县和山林设关卡征茶税,税率为茶价的1/10

到了唐武宗时,由于各地藩镇在各地也征收茶税,使得茶价飞涨,私茶(漏税)猖獗。唐宣宗大中初年(约公元847年),制定《茶法条约》,规定凡三次犯漏税私茶贩运者,每次贩卖3000斤以上者处死。长期武装贩运,茶虽少也处死。茶叶生产园户似卖茶100斤以上,杖脊;三次犯法者,加重徭役。

隋及唐初,放任酿酒,政府不加干预。安史之乱中,由于饥荒严重,才开始榷酤、征税,此后,或禁或弛,多次反复。

唐代宗时,令各州限定酒的产销额,已登记的酒户按月纳税,未登记纳税者一律不准酿酒出售。德宗年间罢征酒税。3年后,除京师长安地区外,又实行榷酤,以后,其他地区则允许私人开酒店卖官酒,而淮南、河东等地区实行酒曲专卖,允许民间买官曲酿酒出售。唐宪宗年间,令京师地区罢除官营酒坊,除特许的酿酒户照常纳榷钱、酒税之外,其余榷酒钱摊入两税一并征收,变榷酒为杂税。为保证酒利,对私酿、私卖酒者处以严刑,并没收家产,且一人违犯,连累数家。

宋朝设立盐官统制各盐产区,对食盐进行统购,在官府管制之下运销的食盐称为官盐。食盐专卖称为“榷盐”。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官鬻”,即官府直接经营食盐专卖;一为“工商”,即由商人承办食盐专卖。

在此有四个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一是“官般法”和“折中法”。“官般法”是由官府直接从事食盐专卖的制度,是“官鬻”的主要形式。“般”即搬运,指地方官府将官制食盐和收购的民制食盐搬运到销售地点去发卖。具体做法是官府征发乡户差役运输官盐,由里正一人主持,所缺损的官盐必须补赔。官盐销售实行计口授盐,盐价则附于两税一并征收。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官般法,后来基本上被“盐钞法”和“交引法”所取代。“折中法”是由“入中”商人承办食盐专卖的制度,为宋初“工商”的主要形式。鉴于北方边境军需匮乏,宋政府下令商人往边郡入纳粮草,称为“入中”。官府按路途远近及物资性质,优价折酬发给商人特殊的有价证券“交引”。商人可凭交引到指定场所兑支现钱,也可据以支取专卖货物食盐、茶叶等贩运赢利,所以交引也是运销专卖物品的特许状。

二是“盐钞法”和“引法”。“盐钞法”是由入中现钱的商人承办食盐专卖的制度,也是“工商”形式之一。即商人先在边郡入中现钱获得“盐钞”,再凭盐钞向指定官盐场支取优质官盐贩运。“引法”是由在京师缴纳现钱的盐商承办食盐专卖的制度。“盐引”是与盐钞类似的票据,发给在京师缴纳现钱的盐商,盐商据以支领官盐运往指定地区销售。盐引按销售地域和时效的不同,分为“长引”、“短引”,长引行销外路,有效期1年;短引行销本路,有效期1季。盐引过期半年作废,未卖完之盐也归官府。

酒类专卖的对象包括酒曲,统称为“榷酤”。北宋规定:官府在三京(东京、西京、南京)地区只控制酒曲专卖,民间酿酒必须使用官制酒曲;各州城由官营“造酒务”垄断酒类酿造销售;县、镇、乡、闾或允许民酿而征其酒税,或者销售官酒。

当时相关的基本法律制度有:

一是官卖法。即酒类由官府酿造和销售的制度。宋代在各州州城设立“酒务”,专门负责酿造发卖官酒。官酒除在州城销售外,也运销到县镇乡闾,以搜罗“遗利”。有些地区官府只控制酒曲,由民间买官曲酿酒发卖,官府向他们征收酒税。

二是买扑法。即由私人出价承包官营酒坊的方法,实质是包税制。即若官营酒坊经营不善,或欠缺酒课者,允许民间买扑。具体办法是:官府于半年前出榜召人承买,愿意买扑者,在2个月内自行提出买扑价格,至规定日期开封验状,由出价最高者承买。承包期为3年。承买者付清价款后,即可组织酿造发卖。

三是隔槽法。又称“隔酿法”,即百姓自备谷物租用官府设备(隔槽)酿酒的制度。隔槽租费参照谷物价格核定,另收头子钱(附加税)若干。初时每斗米收钱3000文,另加头子钱22文。租用隔槽者分槽酿酒,不受限制,所酿之酒视同官酒,允许出卖。隔曹法的实质是将官营改为出租,充分利用官有酒坊设备,不需自行组织经营,因其租费随谷物价格浮动,因而官府可以收取更多的酒课。

宋代允许茶叶自由买卖,但禁止出境。全国茶叶专利由榷货务主掌,茶农专置户籍,称为“园户”。园户以茶叶纳税,剩余部分也必须交售给官府或专卖茶商,不得私卖。宋代茶法主要如下:

1)引交法。指赋予购买“交引”的茶商以茶叶专卖商的地位的制度。“交引”是官府发行的茶叶提货单兼专卖凭证,是一种有价证券,可以转让。最初,茶商必须在京师或沿江榷货务购买交引,再凭交引到指定地点提取茶叶进行贩卖。后因北方战事频繁,军需匮乏,茶叶也与食盐一样实行入中法。商人运输粮草物资到西北边境,根据其路途远近及物资价值从优取得交引,再凭交引到东南等地方提取茶叶进行贩运。在贩运中还须交纳过税(流通税)和住税(交易税)。入中交引法对解决边境军需有一定作用,但也使茶商可从中获得暴利。

2)贴射法。是茶商贴纳官买官卖应得净利润后,直接向园户购茶贩卖的办法。具体办法是:园户运茶叶到官茶场,由已经贴纳的茶商选购,官府发给贴纳凭证,以别于私茶。后该法被取消。

3)茶引法。“茶引”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即茶商于官场买茶,令其缴纳10%的引税,然后发给茶引。茶商缴纳引税后得免除过税(流通税),可直接运往茶场出售。茶引类似于现代的购货发票和纳税凭证,同时又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茶引与交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已经纳税的凭证,不是有价证券,所以不必在缴纳过税;后者则必须缴纳过税。

元政府总结唐宋以来盐法的利弊得失,尤其是吸收了宋代盐法多变导致盐政混乱的教训,将盐法条理化,使盐法逐步成为独立的单行法规,比前代更为严格,变动也较少,盐课收入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1)“行盐法”,是盐商向政府购买“盐引”,再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提货,向指定地区运销的方法。所指定运销地区称为“行盐区”。这是体现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原则的主要方式。“盐引”是定期有价证券,当年有效,过期作废,由户部印制,转运盐使司等盐政管理机关招商发卖。一般盐引分前后两券,两券间有盐政管理机关的骑缝官印。前券称“引根”,由官府发送产盐相关盐场,后券由盐商收执。盐场发货时,须勘合盐引前后两券的骑缝官印,并发给盐商“水程”验单。水程是一种特许运盐的通行证。运输途中遇关津时,必须盐引、水程两证齐全一致,才能被放行;到达指定销售地区时,又必须及时向官府报到,由官府查明盐引、水程两证齐全一致后,才能发卖。运销盐货销售地称为“行盐区”,每一票盐货只能在指定的行盐区内销售,夹带犯界盐货着,按比贩卖私盐轻一等的刑罚治罪,其盐一半充官,一半赏给告发之人。

2)“食盐法”,是实施于强制配售食盐的专卖法。产盐地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取得食盐,所以行盐法在这里很难奏效。元朝政府于是把盐场周围百里之内划为“食盐区”,由政府设局,按户口预收盐价、强制配售食盐。食盐法的实施,使产盐区也实现了食盐专卖。当行盐区私盐泛滥无法禁止时,元朝政府往往采用改行盐区为食盐区的办法,以保证国家盐税收入。

灭南宋后,元政府借鉴宋代茶引法,茶商向榷茶司购买茶叶,缴纳茶叶价款和“引钱”,然后取得茶引。起初,引钱相当于茶价的1/3,以后逐渐增加,甚至超过茶价本身。该茶引相当于现代的购货发票和纳税凭证,同时又是茶叶专卖凭证,茶叶卖完后3天内,应将茶引缴还所有官司。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又改变做法,茶商先向榷茶司买得“公据”,然后到产茶区凭公据向茶户定量购茶,再回到榷茶司核验茶货数量,以公据交换茶引,再凭茶引发卖茶货。该公据和茶引,类似现代的采购许可证和专卖证书。

明政府继承宋元以来对盐、茶、矾等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专卖制度。在明律户律中,专设盐法、私茶、私矾条,规定对违反盐茶专卖行为的处罚。

明初沿袭宋元以来的旧制。官府将沿海产盐地区人民定为“灶户”,世代为国家制盐。产盐区设盐场征收灶户上缴的盐。商人向官府缴纳物资或银两后,取得提取、贩卖官盐的凭证“盐引”(每盐引可贩盐200斤),至指定的盐场提取官盐,再贩至指定的销售地区出卖。明初实行“开中法”,征召商人向边境地区运送粮食及军需物资,以此换取盐引。无引贩盐为私盐罪,处杖刑100,徒3年,若携带武器罪加一等,拒捕者斩。买食私盐者也处杖刑100

自明朝中叶起,由于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盐,1617年在两淮地区实行了“纲法”,即允许商人将纲册永远据为“窝本”,每年按纲册发售盐引,纲册上无名字的盐商不得运销官盐。商人买得盐引后就可至盐场向灶户买盐,竟盐场官府的检验、缴纳盐税后就是“官盐”,凭盐引运至指定的地区销售。这批盐商从此获得世袭垄断运销官盐的特权。

明朝对茶叶也实行专卖。规定四川、汉中地区所产茶叶全部划为“官茶”,由官府征购,运至西北边境地区与游牧少数民族换马。江南地区产茶划为“商茶”,商人要贩商茶,必须先向官府买“茶引”(每引可贩茶100斤),按引向当地茶户买茶,贩运到外地出卖。无引贩茶为私茶罪,与私盐罪一样处罚。贩运明矾也必须向官府购买“矾引”,制度与宋元相同。

(五)对外贸易立法

西汉政府把贸易放置于为政治和外交服务的地位上,他们为了把商业贸易纳入政府管辖之下,规定凡参与互市的私商,必须领取符传(凭证),得到政府许可,方可参加贸易。对境外贸易,参加者都是经过汉政府准许的随使节同行的商队,不准私商随便输出输入。

汉律规定,不准以违禁品与匈奴互市,主要是不准内地商贾以铁、兵器、马匹、铜钱与匈奴贸易,违者治罪。因为,铁是制造兵器的材料,其他各种也属战略物资。可见,汉朝廷对匈奴防范之严。

但是,汉政府在同西域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中,却采取优惠的政策,如在与匈奴互市中不准输出铁器和铜钱,却允许在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贸易中输出,且无数量的限制。对来汉朝进行贸易的使臣和商贾,由专司外事的机关的大鸿胪负责接待。汉天子设酒宴招待四方之客,并为他们上演中国的传统杂技技艺。对于外商给予这样的礼遇,反映了汉王朝对西域和中亚各国友好关系的重视,也为汉以后各王朝与各民族及境外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在唐代以前以陆路为主,唐以后陆路常为少数民族阻断,而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航海、造船技术发达,于是对外贸易逐渐转为以海路为主。

唐代的对外贸易立法的主要内容有:

1.互市(陆地贸易)

唐朝建立以后,外贸纳入正轨。唐王朝出于国防及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法律只许在官府监督下的互市,即在边境定点设置若干互市监官职,使中外商人在其监控下进行以物易物的互市,蕃客以骆驼、马匹及其他畜产品换取中国的丝麻等商品,而禁止中外商人其他方式的贸易。在国境边缘多置关塞,严禁不经设定的关卡绕道越境外出,违者处徒2年,私下贸易禁止交易的兵器者处绞刑。外商也不得私自入境,中国派往外国或外国派来的公使,均不得顺带进行贸易,违者以准盗论,罪止流3000里。

2.市舶制度(海上贸易)

唐朝对海路贸易颇为鼓励、开放,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世代定居中国从事海运贸易,特在通商城市划定地区,供外商居住、营业,并创建了市舶制度。

唐太宗年间,对外国商船帆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由政府抽取10%的实物税,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此为首次设置专职的外贸官。

唐朝法定的市舶税有三种:一是“舶脚”,即船舶入口税;二是“抽分”,即抽取上述龙香等四宗货物1/10上贡朝廷享用,故又称“进奉”;三是“收市”,即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的市税。为了促进外贸的发展,唐文宗诏令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在宋代,市舶指海外贸易,其管理机构是市舶司。宋代有关市舶方面的法律制度总称为市舶条法,或称条约、条贯等。

1.关于商舶的管理

出海的商舶必须从官方指定的同一市舶港口起航和返航。商舶出海前,必须向所在地方的州县官府呈报客商姓名、籍贯、船主、船上货物、船上全体人员姓名,在上船开航前,由州县地方与市舶司无关的官员进行点检,并由当地富户担保,然后再由市舶司发给出海凭证(公据)。

舶商出海,不得夹带兵器、铜钱、妇女、奸细、逃亡军人。舶商外出也不得自称奉使、妄作表章、妄有称呼,只能自称商贩。

获准出海的商舶,由市舶司发给纲首、副纲首、杂事印章。这些文件在海上代表官府,有死亡者,由纲首负责清点查封遗物。

宋律规定了出海商舶是往返程限,凡出海商舶能于5个月内回舶的,依优惠税率抽分;一年以内回舶的,依平常税率抽分;一年以上回舶的,加以处罚。

出海商舶必须回到原来起航的市港口,向原发公据的市舶司缴纳公据,由原发舶市舶司抽解征税。

2.进口货物的管理

北宋初年规定:一切进口货物都由国家专卖,后来限于指定的禁榷物由国家专卖。指定禁榷物包括象牙、镔铁、乳香、牛筋等。

抽分,也叫抽解,即对一切进口货物都征收1/10的实物税。商舶入港即先对各种货物抽分,然后征购禁榷物。抽分所得由市舶司解送京师。

博买。也称官市,即由官府定价征购部分舶货。博买对象主要是优质紧缺货物,博买率达1/2以上。博买不仅价格低廉,还常以官府中的滞销货物抵价。

元代海外贸易由朝廷直接控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沿袭宋制仍称市舶司。先后设立了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GANPUJIN 今浙江海盐)四市舶司;后又多次归并废立。至至治三年(公元1322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再未变动。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以宋代《市舶条法》为基础,制定《市舶则法》,共22条。后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它主要有以下内容:

1.抽分则例。抽分又称“抽解”,即对货物按一定比例抽取实物税。元代出口货物不征税,只对进口货抽分征税。《市舶则法》规定:先对粗货15分中抽2分,细货10分中抽2分,然后于已经抽分的货物内,以30分为率,抽要舶税1分。

2.市舶公据制。类似于现代的外贸许可证制度。公据是官府发放的许可证的通称。在《市舶则法》中,公据分为“公验”、“公凭”两种。公验用于舶商大船,公凭用于柴水小船。公据由各行中书省印制,采用“半印勘合”式,有统一编号。在公验后面还要粘连八张空白纸,并在粘连处加盖行中书省的“讫缝印”,用于记载货物详情、贸易流水帐等。商人出海贸易必须先提出申请,经市舶司批准,取得公据,始能成行。船舶返航后,也必须交验公据。

3.船舶检查制。开船时,由市舶司官员进行严格检查,如无夹杂违禁之物,始可放行开航。金、银、铜钱、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等属于“不许下海私贩诸番”的违禁物,同时也禁止贩卖男女人口。船舶返航入港后,也由市舶司官员严格检查船只、货物、人员,检查完毕,随船人员才可以“空怀”上岸。

4.定点定时往返制。船舶出海,只许在原申请前的国家和地区贸易,如确有不测原因,如因风浪作用去了他国,经查属实后,可承认其贸易合法。出海船舶均须于规定时间往返,即第一年“冬汛北风发船”,次年夏汛南风回帆。不得借口“风水不便”延期回帆。回国商船必须前往原来发放公据市舶司接受检查抽分,其他市舶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跨司抽分;回舶船只在前赴原发市舶司途中,不得随意靠岸,只能到指定的“例年停泊去处”临时停靠;沿海州县若发现有商船为例靠岸,应“催赶船只随即起离彼处”;商船停靠“例年停泊去处”后,应立即报告当地市舶司,由当地市舶司派员“封堵坐押”,开赴原发市舶司。

5.对外国人、下番使臣的管理。携带礼物来中国朝见的番国使者,必须开具礼物清单,报请当地市舶司秤盘检验,市舶司查实其别无夹带后,才可以向行省、都省申请入京。船舶“顺带南番人番物”的,必须事前把番人姓名、番物名称重量详细记录在公验空纸上,抵达中国后由市舶司依法查核抽分。番人回国时,不得夹带违禁货物,受乘船舶应把番人携货的详情记录在公验空纸上。番人回本国后不再来中国,受乘船舶应从公验空纸将该番人除名,并写明缘由。如有违反以上规定,只追究舶商、船主的法律责任。

元代官营外贸最主要的方式是“官本船”,即由官府自备船舶,给贸易本钱,选拔可靠商人入番(去国外)贸易,其所获利润,官取其七,商人得三。此乃一种官资商办的海外贸易制度。其目的在于垄断海外贸易。后又改为官本船、私人船并存。此制一直沿用到元末。

明朝一改宋元以来的传统,对民间海外贸易采取了严格管制、直至严禁的政策。从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法令,至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驰禁”,两百年间曾数十次发布禁海令,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兵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自带出境外贸易及下海者,处杖刑100;若将人口、军器带出境及下海者,处于绞刑,因而走漏事情者,处斩。

明朝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为“朝贡贸易”。明朝的朝贡贸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性贸易。通商国家要受明朝的册封、经明朝廷发给朝贡“勘合”(盖有骑缝印章的证明文件)才可来中国朝贡,同时允许附带与中国商人贸易。朝贡一般限制每31次,每次朝贡船舶不得超过3艘,人员不得超过200。朝贡船舶进港后,使团及所携贡物、货物都由中国官方护送,运至北京。朝贡的贡物由皇帝给予几倍、十几倍的“回赐”。货物在北京的会同馆与中国商人交易,予以免税优待。这一落后的制度,不仅使之成为明朝财政的重大负担,还严重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六)清政府的“禁海令”及十三行制度

清朝严厉地执行明朝有关海外贸易制度,力图闭关自守。顺治13年(1656年)颁布“禁海令”,规定沿海地区片帆不得下海,凡有违反者,一律奏闻处斩,货物入官,家产付告发人。后又颁布空前残酷的“迁海令”,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当时台湾的郑氏政权。直至1683年台湾郑氏降顺清朝,才宣布“开海”,允许人民回迁。但仍严禁人民私自出海经商及移居外洋海岛,违反者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欲出洋贸易者要得到地方官府批准,发给印票、取保登记。商船大小限制在500石以下,式样限于单桅船,船头要烙刻省、府、州地名及编号。以后虽允许双桅船式样,但船只大小仍被限制在梁头18尺以下。水手人数也被严格限制,还必须悬挂记明姓名、籍贯、年龄、面貌特征的“腰牌”。凡卖船给外国的,船主及造船人皆斩立决。

清朝在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却没有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各有不同。海关主要管理国内沿海贸易,只有浙海关与粤海关可以接待外国商船。后又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港停泊,进行交易。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钞”(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

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一口通商以外,还对出口货物进行了种类、数量的严格限制。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数量也有严格限制。另外,清朝统治者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由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进行。这种垄断代理商行称为“十三行”(实际上一般在十家左右)。十三行行商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行商也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而且十三行行商又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由于英国等国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的贸易活动,清朝政府传谕外国商人,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设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事皆由保商担保。

为了控制沿海商人闻风而动争先加入海商行列的浪潮,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授权在广州紧急颁布公告,宣布只有“身家殷实”之人,在经政府考核达标后,才有资格从事对外贸易。于是,在广州就出现了一个极其怪异的商业机构,一个由多家行商组成的商业集团,这个组织在被政府授权专营对外贸易的同时,亦承担代替政府征收关税、管理外商和处理外事的责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亦称洋货十三行,是清廷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以牙行经纪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赚大洋。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

十三行虽名十三行,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十三家的,它的增增减减与进港洋船货舶的多少等因素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行商又在十三行路以南,即今文化公园一带,建筑商馆,租赁给外商居住,形成了所谓的“十三夷馆”。到十八世纪末,英、法、美、荷兰、瑞典、西班牙、奥地利、丹麦等国的商人都在此设立了商馆。

为了直接和有效地控制十三行,清廷实行了公行总商管理制度,从此,清政府不再直接出面管理和控制十三行的经营活动,而是以幕后的方式,控制和干涉十三行的经营活动。

公行总商制度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其实质就是在十三行中成立公行,由公行负责制定行规,节制行商,实行统一的对外经营,而且负责征缴外商税款、裁定贸易价格、裁决贸易纠纷、交涉外交事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公行最初由官方指定一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

三、中国商事立法的特征

综观中国古代商事立法的历程和内容,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古代商事立法的主要特征:

第一,抑商政策始终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时期的重要政策。

中国的抑商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自从魏国的李悝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确立了该政策之后,该政策始终没有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均把抑商政策作为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主要是李悝和商鞅给后世的历代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开出了良方、提了醒,即:(1)农业是社会的根本;(2)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乃国家财政之根本;(3)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前提(要诀)是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4)工商业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从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5)商品经济不可靠,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此政策发展到了明清时代,便演变成为严厉的禁海和十三行制度。

第二,商事专卖制度是中国固有的商事制度。

专卖制度也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管仲在齐国的变法以及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当时主要是对于铁矿和盐矿开采实行国家专营专卖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私铸私煮铁和盐,开采盐铁所获之产品也不许私人自由经营。商鞅是继管仲之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第二人,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经营盐铁的人太多而妨害农业生产,防止民间因盐铁之利而出现豪民,而动摇国家统治的根基。而自汉武帝之后,该制度便成为了中国历代政权的最主要的商业政策和制度。其主要针对盐、铁、酒、茶等统治者认为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商业领域。其目的还是以此制度来巩固和维护专制统治。他们认为,只要普通民众不掌握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开采、专卖权,民众就无法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

第三,对于对外贸易的严格管理颇具中国特色。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得中国历来就是个相对自给自足、自我发展的大陆,对外贸易历来就不是中国人生存的主要来源和依靠。除了唐代前期,出于完全的自信而表现出了非凡的开放姿态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排外的社会。这也是所谓中国具有融化和融解一切外来文明和事务的理论的来源和依据。所以,对于对外贸易的严格管理和控制,便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共同遵守的铁律。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并不需要外来资源的补充和补给;而且,外来的物质和思想的引入,必然会激发起中国人不安于现状和对于物质需求的向往之情,会增强对控制沿海贸易政策的不满,甚至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因此,对于对外贸易的严格管理和控制,便成为了中国历代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和政策。

第四,契约制度在中国古代不仅起步很早,而且日臻规范。

正如前文所述,缔结契约(主要以口头契约为主)活动是人类也是中国人最早的商事活动,因此,契约制度也是中国商事制度最早的内容。但是,虽然中国的契约制度日臻规范,但是契约制度并未使契约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也是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第五,始终没有出现过成熟的、独立的、系统的商事法体系。

中国以成文法著称于世,但是,唐代以前完整的成文法典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即使在唐代以后的历代典籍中,也没有出现过成熟、独立、系统的商事法体系。这与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抑商政策密切相关。历代统治者对于商业和商人的持续地抑制和打压,又遑论独立、系统完善的商事立法!

第六,商事法律糅杂于其他法律之中。

20世纪初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立法模式始终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其主要特征,于是,本就处于社会和法律边缘的规范商事活动的商事立法,自然只能糅杂于其他法律之中。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截至19世纪初出现《法国民法典》以前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只是在这方面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第七,商事立法始终没有显现出为商事活动和商行为服务的精神。

既然商业和商人被长期边缘化,分散的、从未形成独立体系的商事立法,又怎能表现为服务于商事活动和商行为的特征。因此,中国历代的商事立法始终没有显现出为商事活动和商行为服务的精神,也实属应然。

第八,商事立法始终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而从未考虑过商事活动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作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社会,立法始终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府行为,民间力量对于立法也自然没有丝毫的影响力和作用,即使在个别时期统治者出于眼前利益和平息民变的需要,而临时颁布几部急用的法令、敕令之外(这样的法令和敕令,也往往随着临时突发事件的平息或者矛盾略有缓解,而立即予以废止),其他任何时期的立法活动均为政府官方的既定行为,而且,这些立法也从未考虑过当时的民商事活动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这些特征,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商事规范的方式、形式及其内容和精神。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商事立法的内容和特征,以摆脱中国古代商事立法对于中国当代商事立法在方法、内容和精神上的影响和束缚,是我们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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