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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内容及其特征(上)
阅读(589)  评论(0)  2021-01-04 16:27



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内容及其特征(上)


一、中国古代商事立法概览

(一)商事立法的产生要晚于商事活动的出现

商事活动要早于商事立法的出现。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商事活动发端于神农氏—黄帝时期,兴起于夏朝后期,成熟于商代。而且,最早的商法起源于海商。总而言之,商比商法的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早2000多年。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与人类早期的商事活动的特征密切相;2.与人类社会和法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3.与人类从事商事活动的形式和手段密不可分。并且,从人类早期出现的商事活动看,人类最早的商事活动纯属于个人的行为。

(二)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出现

中国古代在什么时候出现了有关商事的规范呢?中国最早的有关商事活动的规范,是对于契约行为的规范。进入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时期之后,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之后,随着私田的出现和大小贵族手中私有财产的增多,私有财产的交换和流通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从而债的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古代的“责”字是“债”字的本字,《说文解字》说:“责,求也。”指一方享有特定的权利,而另一方相应负有的义务。《周礼 天官 小宰》说:“听称责以傅别”。这里的“傅别”用以“听称责”,即借贷契约,此外,《周礼》中还载有“书契”和“质剂”之词,“书契”是赠与契约,“质剂”是买卖契约。当时的契约就已经作为了诉讼的证据。《周礼 秋官 小司寇》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周礼 秋官 朝士》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在诉讼中,如果一方没有契约,则只能自己承认自己无理,而无法胜诉。

除了作为狱讼的证据之外,契约还是民间商品交易的重要凭证和依据。买卖奴隶、牛马和兵器、珍异之物,都要通过“质人”成立“质”、“剂”。质人是市场管理人员,买卖奴隶、牛马使用较长的契券,称质;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叫短的契券,称剂。质、剂皆由官方制作。可见那时官方已经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

《曶鼎》,西周时期周恭王时代(公元前10世纪)青铜器物。制鼎人名舀,故又为舀鼎。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字体大篆。该铭文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这件鼎高2尺,围4尺,深9寸,款足作牛首形。后来,这件鼎毁于兵火,仅有铭文拓本流连于世。该鼎铭文共24行,现存380个字。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周王命令作器者-曶,让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第二部分铭文记载作器者派家臣代表自己到作为狱讼官的井叔那里控告效父及其家臣名限者的一场诉讼。铭文的第三部分追述往昔饥荒之年,名匡者的农夫和家臣20人,强抢作器者的禾给匡,作器者遂控告到东宫那里。东宫判处说让匡交出强抢禾的人,如果不交出来,匡就将被重罚。名匡者乃向作器者稽首,并且赔偿了损失。铭文的第二部分记载了一件动产买卖的诉讼的情况。一位名字为曶的作器者,购买一个名字为限的名下的5名奴仆,然而卖方限事后反悔,背信弃约,并要另行订立契约,因而发生了这场诉讼。最后曶胜诉,限被责令交付5个奴隶。这是根据商事契约原则,判决的一场因买卖行为而产生的诉讼。

除了买卖契约之外,东周时,已有借贷契约。《周礼 地官 泉府》云:“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这就是将所贷之物进行估价以作为出息的依据。当时的主要以实物为借贷的形态,而非货币。根据《周礼 秋官 司寇 朝士》记载:“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据郑玄注云:“属责,转责使人归之,归受之数相抵冒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为证者来,乃受其辞,为治之。”此处讲的就是转借的借贷关系。当债务人死亡,把所欠债务转给他的债务人,以第三人的债务相抵,第三人如果不承认这笔债,因此而发生争讼,必须以较近的知情人作证,法官才能受理。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商事规范。由于在中国古代的唐代以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整部法典的全文,后人只能从史书或者其他文献的记载,以及地下考古发掘的资料中,得知甚至推知一些法典的内容和条文。尤其是对于周代以前的法典和立法情况,只能从相关的历史文献,如《周礼》、《尚书》等文献和进入20世纪以后发现的甲骨文中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关于商法的内容就更加难以寻觅到真谛。但是,我们从仅有的历史文献中,至少也可以得出中国商法最早的规范,可能来源于对于契约的规范。因为,契约行为是人类自从有了产品交换行为以来,最需要和经常出现的产品交易的表述形态。对于最早的产品交换来说,契约就是交易的最好的保障和依据,特别是随着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交换行为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契约行为便成为了古代商品交换的最有效且直接的依据,也是在出现纷争后,提交诉讼以寻求公道的最有力的证据和保障。

所以我们得出了,中国最早的有关商事活动的规范,是对于契约行为的规范的结论。

(三)中国古代商事规范发展的阶段

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前文所述的主要以规范契约行为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商事规范的起步阶段。

第二个阶段,对于商业行为的抑制和打压阶段。

这个阶段起步于战国时期,基本结束于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为中国历史上商事行为开始受到抑制,甚至几近被打压殆尽时期。由于政府对于商业的打压,也就造成了商事规范的缺乏甚至缺位。虽然,在西汉早期,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汉政府让出了铸铁钱和冶铁的特权,允许民间铸铁钱和冶铁,从而使得四川等产铁地区,以及河南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出现了依靠经营冶铁、铸钱、运输业发家的巨商大贾。但是,从全国的整体来讲,商人和商业还没有成为民众的首选目标和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支撑社会经济的支柱。商业尚且如此,那么,作为商业附属产业的商事规范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对于商业扶持鼓励阶段。

这个阶段起步于隋朝,发展于唐朝,鼎盛于宋代,期间经历了600年的历程。这个时期是中国商业得以飞速发展,且商事规范日臻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商事规范愈加成熟的时期。

第四阶段,对于商业犹抱琵琶半遮面阶段。

这一阶段,起自于元帝国的建立,直至19世纪40年代,期间经历了600年的历程。这个时期,随着统治者对于商业的重新认识,而导致中国的商业虽然没有断绝甚至在某些时期还较之以前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商人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在统治者的眼里,他们依然属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时刻会遭受到排挤和打压。而对于依然积极活跃于民间和社会上的商业,统治者出于社会稳定和保证社会物资的流通的需要,也没有使其断绝,在某些时期,甚至出于救灾、战事或者其他的特殊需要,而鼓励和扶持过民间商业的发展。但是,当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商业和商人却出现了日渐日趋于与政府和官员相互结合乃至服从甚至附庸于政府和官员的局面。官商日益成为商人的主流和人们钦羡的人群。而民间的自由商人的活动领域越来越受到挤压和挤占。此时期的商事规范,也出现了较之以前日趋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

二、中国古代商事立法的主要内容

(一)抑商政策的出现及发展

1.抑商政策出现的背景及原因

战国时期的商业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和高度。商业的繁荣,对旧制度的瓦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于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及空前活跃的商业活动,出现了集商人和地主为一体的新兴地主阶级。这些新兴地主阶级成为了旧制度的掘墓人。但是,当时的商业活动还只停留在流通过程中,而不在生产过程中,商业也只能促使一部分当作使用价值生产的物品商业化,而不能使生产商品化。在此时,两极的生产者是独立的,介于两极生产之间的流通过程中的商业也是独立的,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水平很低,真正的商品生产还不多,自然经济还居统治地位。当时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使用或者上贡,城市独立的手工业的生产目的也仅是为了换回生产、生活资料,很难实现交换价值的不断增值。这就无法动摇自然经济的根基,也就使得商业资本不足以构成一种生产方式,它只与地主经济结合,而不是与产业资本结合,也就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它只能是依附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制的商业,而非与产业资本融合的真正独立的商业。

战国时期,虽然商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由于灾荒、战争、赋敛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破坏的加剧,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很盛行,为富不仁的贪贾奸商日益充斥于商界,横行于市场。从前诸如范蠡、子贡那样的儒商、良商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所看到的是商人已经从以前的扶贫济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诚实信用的良商形象逐渐转化为贪图暴利、眼光短浅、为富不仁的奸商形象,这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每当天下纷争、战乱仍频的时代,也正是不法商人趁乱攫取暴利的时机。但这决不是商人应当具备或者必然具备的本性,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这种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关于此问题,似乎可以从孔子对于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的批评中找出我们的结论。

因此,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几乎都从商人开刀,把重农抑商作为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抑制商人的势力来把变法者以为原本属于国家的利益拿回来。同时,通过抑制商人对于土地的兼并和蓄奴的行为,以保证自耕农踏踏实实地在土地上为自己的生计毫无怨言地付出更多的汗水甚至生命,使得他们觉得如此一来自己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商人和其他投资者的侵害;而对于国君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从此广大农民将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只要他们拥有可以养家糊口的、可被自己耕种的土地,就不会轻易地采取抛家舍业的反抗政府的行为;二是可以就此获得国君称霸的基本条件——兵源,他们还用奖励耕织和军功的方法来得到民众对于称霸战争的参与和支持。这就是各国变法者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2.魏国及秦国的变法

魏国李悝变法中最有影响的应当属实行“平籴法”。平籴法的核心思想和目的,就是要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突出重农思想。所谓平籴法,就是在丰年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储粮食,到荒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需要粮食的人,即国家以正常价格(“恒贾”)收购(籴)或供应(粜)粮食。这种国家干预的经济措施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如“常平法”、“平准法”)的依据。这种国家出面平抑粮食的价格的方法,虽然早在管仲时期就实行过,但那时并不普遍和经常实行这个方法,正式把“平籴”作为一项政策并有一套具体做法付诸施行的,李悝乃第一人,这种由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价格的平籴理论,也是从李悝开始的。李悝实行“平籴法”时认为,国家要富强,仅仅让农民“治田勤谨”是不够的,还必须不使“农夫常困”,不要因粮价过高而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的再生产。再者,如果粮食售价太高,人民的生活会困苦,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所以,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他认为,“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意即通过平籴,使粮食即不甚贵又不甚贱,做到既不出现谷贵伤民,又不造成谷贱伤农。

李悝实行“平籴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商人投机倒把,对商业资本猖獗聚敛社会财富的行为予以干涉和抑制。

秦国商鞅变法逐项政策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

1)严格限制商人的数量

商鞅从法令上规定不允许国内从事商贾技巧的人增多,其具体做法是按照商贾家庭(包括仆役)加重其劳役负担,对商人家属要分配徭役,商人家里的奴仆也要依名册应役。这就直接限制了商人的人口数量,商人家里的人口越多,所缴纳的赋税也就越多。为了防止农业人口随意流向城市,商鞅“废逆旅”,不许随便开设旅店饭馆,为外出经商者的活动设置障碍。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商人的数量和活动范围,对于抑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对商人课征重税

商鞅主张对商人征重税是发展农业的保证。一方面,对国内的商人加重关市之税,以限制商人的活动,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另一方面,通过大大提高某些商品(酒、肉)的税率,使它的价格10倍于成本,是借以限制消费,使农民能够集中精力生产,并使贩卖酒、肉所得的高额利润归于国家,而不致落入私商的腰包,这些利润又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安心劳动,为国家耕种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

3)国家独占山泽之利

具体做法是,对于一般的山泽产品征收重税,使之无利或少利可图。就是通过收税的方式来限制民间对山泽的开采,而力图将山泽之利收归国有。但此时还没有采取完全封禁的办法来限制民间对于山泽的开采。

4)实行专卖制度

秦国设有主管铁矿开采的右采铁、左采铁职官,负责铁矿的开采。设置这些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私铸私煮铁和盐,开采盐铁所获之产品也不许私人自由经营。商鞅是继管仲之后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第二人,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经营盐铁的人太多而妨害农业生产,防止民间因盐铁之利而出现豪民,而动摇国家统治的根基。

5)管制粮食贸易

秦国对粮食贸易实行管制,不准商人从事粮食买卖。商鞅认为,只要禁止商人参加粮食贸易就可杜绝他们利用年岁丰歉进行粮食投机,即,丰年不能因贱价收粮而得暴利,荒年不能用丰年囤积的粮食而有余利可图。这样一来,商人就会因为粮食贸易没有利润可图而自愿地去当农民。而农民也会因为不能通过商人购进粮食而懒惰于耕耘。农民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生产,获得所需的口粮,并把余粮售予政府。这样,只要农民没有余粮去做买卖,就会促使他们去勉力、勤快地搞好耕作。其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兵源。这种将禁止商人参与粮食贸易的政策作为一项国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尚属唯一。

商鞅所力推的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开辟了先河。商鞅所确立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以及取信于民、执法如山、不避权贵的理念和做法,还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效法的。

重农抑商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秦朝进一步发展,把商人和罪犯看作是一类人。汉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乘坐车或骑马。

第二,不许商人购买土地,违反者以犯罪论,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则没收入官府。

第三,不许商人及其子女到官府去做官,违反者以犯罪论。

第四,法律规定,商人所交纳的算赋比老百姓要增加一倍。

第五,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汉武帝曾曾下诏,规定七种人要去边关戍守,这七种人是: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赘婿;有“市籍”的商人;曾经有“市籍”的人;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其中四种人都是商人及其子孙。

第六,颁布“告缗令”,“缗”即穿钱的绳子,算缗,就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告缗令”规定,凡商人不论有无市籍,均须将自己的财产据实向官府申报,官府根据其财产多少,按二千钱征收一算的缗钱。手工业者四千钱征收一缗。为了防止和打击商人隐瞒自己财产真实情况的行为,汉政府又颁布“告缗令”,奖励人们告发对自己财产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的商人,告发者可获得被告财产的一半。因此当时中产以上的商人之家大都破了产。

汉代的抑商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挫伤了商人的积极性,影响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汉前半期的抑商政策可以概括为:

1)改革币制

西汉前期,由于西汉政府允许私人铸钱,豪民富商私家铸钱蔚然成风,但是,他们所铸造的钱的掺杂减重,从中非法牟取铸钱的厚利,而且,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做投机买卖,来扩大资本,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种情况,景帝曾下令禁止私铸之令,但盗铸钱币仍然风行。私铸的铜钱不但掺杂减重,而且他们竟然用磨取官钱的铜屑来铸钱。劣币驱逐良币,导致被盗磨的官钱和质量俱次的私钱充斥市场,致使物价飞涨,商人们浑水摸鱼,从中投机渔利。因此,西汉政府便从改革币制入手打击商人,抑制商人的兼并势力。

仅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就先后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但是,西汉政府三次改革币制,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天下私铸币者众多,法不能尽诛之,仅因盗铸钱判死刑适逢大赦而免死者达数十万人,自首赦罪者达100多万人,不敢自首者比自首者还要多。而且,盗铸金钱的豪强之间为了争夺铸钱的资源和利益而互相斗杀者不可计数,扰乱了社会秩序,而商贾则利用此变故,多积货逐利,抢购物资,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助长了市场的混乱,受害的自然是普通民众。因而,由张汤主持的试图抑制商人势力的第一个行动,以官府的失败而告终。

2)算缗告缗

币制改革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和目的,汉武帝又颁布了“算缗令”,再一次向商贾发动了正面进攻。

西汉时期用线连串的钱叫做缗钱,每1000钱为1缗。算缗,就是向商人、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汉武帝以前,西汉政府对财产在3万钱以上的农民、地主、商人征收财产税,叫做“赀算”或“息赀”,税率一般是1.2%(万钱1算,1算为120钱);商人的税为1贯千钱出20钱,即2%。这次改革,以缗钱2000钱为1算,对于铸钱的商人则4000钱为1算。对于商人、高利贷者、货物囤积者所拥有的现钱、货物、放出的债款、牲畜、房舍、土地、奴婢以及其他所有财产以钱为单位计算出其总额,在总额的基础上每2000钱收120钱,税率为6%,手工业者的税率为商人、高利贷者之半,非商人的财产仍实行1.2%的“算赀”,使商人的负担大大加重。

西汉时期开创了中国经济史上征收商船税的先例。张汤请准武帝开征车船税(算车船)。其具体办法是:非商人有轺车(一匹马驾的车)的,1乘(辆)征税一算(一辆轺车价值一万钱,税1算,即税率为1.2%),而商贾则是二算(税率为2.4%),商人的船只如果长度超过5丈,也要收税,税率也为一算(1.2%)。之所以对商人的车船课以重税,是因为西汉政府欲以此来限制商人的发展规模,因为,在远距离的贩运贸易中,车船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其数量多少是当时商人财产多少的一个标志。

为了抑制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防止他们在算缗中把钱财向土地转移,西汉政府规定,在算缗时商人的土地也包括在财产估价总数之内,上税6%5倍于其他地主所上的税(1.2%)。

算缗钱和算车船都是一年算一次,为了防止商人的消极对抗,政府严令不准许瞒产漏税,并颁布“告缗法”,即如果商人隐匿财产以逃避纳税的,要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有能够告发商人隐匿财产而逃避纳税的,把追缴来的一半财产给举报人予以奖励。“告缗法”公布后,中等以上商人皆被举报,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据史载,西汉政府因而获得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田宅大县数百顷,小县也达百余顷。这一措施确实达到了“排富商大贾”、“锄豪强兼并之家”的目的。其后果是商贾中等财富以上大都因此而衰败。西汉前期以来依靠兼并农民土地而发家的商人遭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但此政策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后,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才得以停止执行。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再次明令不告缗,以后西汉政府不再采取这种做法。

桑弘羊与张汤在理财方面的主张不同,桑弘羊主张更多地借助于经济手段来解决财政问题,把财政收入的增加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即发展官营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而张汤则主张依靠法律和行政命令来理财。事实证明,桑弘羊的理财主张使得西汉政权的财经面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桑弘羊主张依靠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方法,更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西汉时期,如果不依靠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是无法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的。发展生产、鼓励创造财富,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3)盐铁专卖

盐的专卖采取民制官收的做法,招募平民自己准备生活和生产费用去煮盐,官府作价供给主要生产工具(铁锅)。煮成的盐由官府按照铁锅(盆)的数量给予一定的工价(牢),盐则全部收归官有。

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的铸造,由官吏指挥被罚作苦力的罪人和服役的民夫来从事生产和运输。铁器全部归官府所有,由官府统一运销,任何人不得私自铸铁、煮盐,违者要被罚作刑徒,剥夺政治权利,甚至戍边,其所使用的工具和生产出来的成品、物件没收入官。为了管理盐铁专卖,政府设置盐官和铁官,负责回收废铁重铸。盐铁之利完全收归中央。

盐铁专卖为西汉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汉武帝四方征讨的军费动辄以亿计,盐铁之利是其主要的来源。可以说,如果没有盐铁专卖,西汉政府防御和打击匈奴的战争也不会进展的那么顺利。

盐铁专卖对抑制富商大贾和豪强的势力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和发展生产;同时,也打击了贵族诸侯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权。

4)创办均输制度

均输,就是政府利用各地贡赋收入作底本,来进行某些大宗商品地区间的远程贩运贸易,以调剂物资余缺的一种经营方式。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均输法开始试行,5年以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全国推广。

据汉制,各郡国每年对中央政府都有“方物”贡输的任务。但各郡国苦于远道运输,运费要由赋税收入中抵付,弊病甚大。桑弘羊灵活地运用了商人在地区间从事贩运贸易的经验,创设了“均输法”,规定:郡国把应缴纳的贡物连同运费所抵充的财政上缴额,按照当地正常的市价折合为一定数量当地出产的土特产品,这些产品是商人一向贩运出境的物品;郡国只要就地缴给均输官就行了,均输官像商人那样将这些土特产品运往需要该项物资的其他地区出售。这样一来,除了一些体积小、价高、质优、轻便的土特产品和中央所需要的物品要上贡京师外,其余土特产品就不必运往长安了,这就解决了过去实物贡输时因道路远近不同而劳逸不均的问题,因此叫做“均输”。这样,私营商业的贩运贸易部分地被官府所取代。但其在平衡国家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效益。同时,又解决了过去人民要“义务”参加长途运输,担任徭役,出运输工具,耽误生产,加重了农民负担的问题。

在全国实行均输法后,物资的辗转贸易一概由直属中央的均输令丞总管,同时,中央派出数十个大农部丞,充当专使,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官营商业和农业,各地的均输官和盐铁官受大农部丞的管辖。均输法在全国的推行,进一步活跃了各地区之间各种物资的交流。使得西汉政府的财产收入大为增加,还减少了原先各郡国贡输时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从而造成私营大批发商的贩运贸易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也抑制了商人资本的投机活动。

5)建立平准机构

平准法是与均输法密切相连的。所谓平准法就是由官府来吞吐物资,平抑价格。其具体做法是:在大农的领导下在长安设置一个平准机构,各地送来的贡物,均输官收购的物品送往京师的部分,大农诸官所掌握的物资,以及官营手工业制造的器物、织物,都储存在这个机构里。当长安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平准就以较低价格抛售;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由平准收买,使物价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该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平万物”,从而以稳定货币的价值来达到稳定商品价格的作用。两者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内容有所不同,但两者又是互相配合的。平准依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的利润多折成织帛上缴京师,很大部分要通过平准在京师的市场上出售;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送往京师的物资,还要通过平准出售。因而,均输和平准构成了西汉时期官营商业的统一体系。

平准法限制了商人玩弄价格、投机倒把的活动,打击了囤积商和垄断性经纪商操纵市场的行为,对于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是有益的。

6)酒类专卖

酒在汉代还不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和消耗品。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开始,西汉政府根据桑弘羊的建议又开始施行一项新的理财措施——施行酒类专卖,当时称为“榷酤”,其做法是由官府控制酒的生产和流通,实行官酿官卖,不准私人自由地酿酒酤卖。具体事务由地方的榷酤官办理,利润作为中央政府的收入。

西汉政府所采取的这些财政措施,对于增加当时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匈奴、稳定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些抑商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影响到中国以后的各个朝代。在这之后的2000年间,抑商政策始终贯穿于中国历代的立法之中。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缓解。

(二)市场管理规范

为维护正常的贸易,统一了战国时期六国的大秦帝国,制定了有关商品价格、货币比价、度量衡误差限度等法令。

《金布律》规定,在出售的商品上须系签标明价格,但价格不到一钱的小商品可不标价。

《关市律》规定,接受买主的钱要将其钱放入一个特制的小孔瓶中,此种盛钱的瓶子易放进钱但不易取出,并且要求卖主当着买主的面让其看着放进瓶中,否则罚款。

《工律》对度量衡从制造到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有关官吏每年对石累、斗桶、升等量具至少要检查校正一次。但《效律》规定,在使用度量衡时允许有一定误差。当时衡制统一标准一石是一百二十斤,合一千九百二十两,如果误差超过八两,主管官吏要受罚。误差允许在千分之四多一点,超过这个幅度就要受罚。

在中国古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历程中,坊市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管理制度。

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城市的商业空间。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城市中将居民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的严格隔离开来,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宋代以前,中国传统城市大多是各朝代的统治中心或军事重镇,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对城内的居民和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坊市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从字义上来分析,“坊”与“市”是两个概念。

坊,又叫里,或称坊里,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单位。唐人苏鄂在《苏氏演义》中指出,“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市”则为商品交换的场所。

坊市制度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大分裂,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仅有人口3120151户,仅占隋大业初900万户的三分之一,土地大量荒芜,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为了恢复并发展生产,唐朝在农村推广均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唐代依然沿袭前代的坊市制度。但是其坊市制度具有管理和服务的双重功能。管理功能是以维护城市生活和工作秩序为主要目的(侧重于坊),而服务功能则带有维护城市中市场秩序,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侧重于市)。

坊市制中的“坊”是将城市中各类建筑划分成封闭的地理空间,将城市居民分区居住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封闭式管理模式。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诗人白居易曾用诗生动地描述了坊市制下长安城整齐划一的概貌:“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的坊市制根据城市的封建等级来确定不同城市建立坊区数目,例如,唐时首都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四坊等,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特征。

对于坊、市的具体管理的方法是: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坊门的刺杀事件,例如“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去,贼执元衡马行十馀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当时,一些江湖人士或恶少逞能滋事也多在坊外发生,而坊内很少见,说明正是这种比较严格的管理模式有效地将各类居民区分开,并将外来侵扰隔绝开来,有利于城市的治安与稳定。同时,这样也有助于城市美观和城市面貌的维护。唐代前期,政府严禁随意突破坊墙侵街造屋,坊墙因之得以长期保持平直。大量唐代城市(如长安、洛阳等),总体布局很长时间未发生大的变动,这也充分说明了唐代城市坊的设置大致符合当时城市建筑的规律。

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比如,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而设定“市”的级别,从而安排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管理,并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但在唐后期出现了草市,以弥补市过少的不足。

但无论如何,坊市制度在当时还是适应城市管理的客观需要的。例如,通过坊市制度可以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行,这样既便于市场管理又有利于市人交易。史料记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不仅长安等大都市,即便地方州县内亦有米行、绢行、铁行等各行的划分,这里的“行”就是同类货物售卖专区。再如,加强对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唐律疏议》规定:“凡官私斗、秤、度尺,每年八月诣寺校印署,无或差谬,然后听用之。”还有,加强质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助于维护交易秩序。《唐律疏议》记载:“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计赃重者,计利准盗窃论。贩卖者,亦如之。”另外,还有对市门的修缮和禁止在市中聚众扰乱等规定,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比如,根据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而设定“市”的级别,从而安排相应级别的官员负责管理,并强行规定物品的价格和交易时间,“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具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政府还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唐后期草市的大量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大明律对牙行、埠头等进行规范,并严禁把持行市。牙行是指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磋商交易,并从中收取佣金的店铺。经营这种店铺者或者单纯从事买卖中介者,称为牙商或牙人。埠头是指民间掌管码头交易的人。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到了宋代之后,牙行、埠头十分活跃,为此,《大明律》规定了充任牙商和埠头的资格及手续等内容,并规定,不经官府批准而私充牙商和埠头,则处以杖刑,牙钱为官府没收。此外,明律还严禁不法之徒欺行霸市,干扰正当交易。为此,《大明律》专设“把持行市”罪名,《问刑条例》还为此做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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