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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银行
阅读(48)  评论(0)  2020-12-02 14:35



迟来的银行


   

一、创立的前奏

    19世纪中期,位于中国长江的出海口的上海逐渐取代了口位于中国南部的传统的贸易城市广州。上海拥有广袤的腹地,靠近江苏、浙江等富庶的省份。在传统上,又与中国北方的关东、天津、山东和南方的广州等地依靠海船交通。上海位于中国海运的中枢地位。而且,上海当时清新、宽松的氛围也与广州的那种传统的、让外商感到约束、窒息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43年,上海开埠当年就有11家外国洋行进驻,三年之后增加到25家,到1852年,继续增加到41家,其中,英商洋行27家,居当时上海洋行总数的2/3,从属于英帝国的帕西洋行8家,美商5家,法商1家。 为后人所熟知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Beal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等,都是于1844年在上海开设的洋行,随后,美国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于1846年在上海设立分号,几家原来在广州的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等也在1850年前后转移到上海。这些洋行在开设初期,都以从事鸦片输入和丝、茶、白银的输出为主要经营项目。

    这些外国洋行在从事贸易业务的同时,与国际商业资本一样也都兼营金融业务。他们主要为国外的商行汇付商业往来款项。其形式有:由洋行开发汇票,由其伦敦的代理号付款;在中国购买由伦敦兑现的汇票。但是,这种附属于洋行的金融活动,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西方各国新兴工业资本开拓中国业务的需要。而此时西方的银行体系已经日臻完善。股份公司的形式也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英国银行首先试图尝试摆脱洋行对中国对外贸易上的金融业务的控制,而独立地进军中国市场。

    最先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是英国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东方银行)。它原是于1842年设在印度孟买的英国和印度合资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1845年曾改迁伦敦,同年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当时它的实收资本为60万英镑。1857年增为126万英镑。1851年,丽如银行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皇家特许状”,英国政府鼓励它在好望角以东任何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经营兑换、存款和汇兑业务。它继而在亚洲、非洲和澳洲的科伦坡、加尔各答、毛里求斯、墨尔本、悉尼、新西兰、爱丁堡和南非等地开设分支机构。 丽如银行在华创立之初,其业务主要为结算、汇划和汇兑业务。而对于存放款和发行钞票等业务则并不感兴趣。丽如银行的顶峰期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末以后,它在资产、盈利、股息等方面都呈现下降趋势。

    19世纪50年代,除了丽如银行之外,还有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呵加刺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Ltd.)、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h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麦加利银行(Chart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 China)。这5家英国银行在中国先后共设立了14个分支机构。它们都以中外贸易为服务对象,主要的业务是进行商业结算、汇兑以及商业性存款和放款。19世纪60年代之后,法国和其他英国的小银行开始也进军中国市场。法兰西银行于1860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但是,经过1866年的伦敦金融危机之后,仅剩下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5家银行。

    汇丰银行(HSBC Bank)于186486日创立。这家银行的最初投资人都是“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它的总部设在香港。汇丰银行创立的宗旨是——在金融业务上要突破其他外国在华银行所局限的汇兑活动,将以贸易对金融的全部需要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其经营的地域范围包括香港和中国、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可见,它将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汇丰银行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十分重视招徕华人股份。在汇丰银行的华籍股东中拥有许多中国著名的富商和名人,如罗寿嵩、徐子静等。汇丰银行在华积极开展国际汇兑业务、存款与发钞、为清政府提供贷款等业务。仅放款一项,在1870年,汇丰银行的放款额仅为800万港元,10年后即增达1280万港元,1890年达到6123万港元,1900年又增为7124万港元。在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借款中,前后共6次借款,其中有4次由外国银行承贷,在这4次承贷中,由汇丰银行承贷的便有3次,借款额达1075万两白银,居于主要债权者的地位。

    19世纪90年代后期,德、日、俄、法、美诸国都在华设立或改组银行。最著名的有德华银行(Deutsche Asiatische Bank)、日本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 Ltd)、华俄道胜银行(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банк)、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和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等。这些外国银行的设立,为中国自己的银行创立提供了样本和经验。

    二、最早的银行

    中国近代史上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金融企业是于18975月在上海成立的以商办银行面貌出现的中国通商银行。它的问世距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

    甲午战争前后(18941898年),清廷为筹集军费和赔款,举借的外债已达3.5亿余两白银。国家收支严重失衡,财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掌握着大清国的轮船、铁路、电话、矿产等产业命运大权的盛宣怀,在获得了张之洞、王文韶等封疆大吏的支持下,于189610月向清廷建议创办银行。他力陈创办银行的利处——“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他说:“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今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货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盛宣怀在操持洋务的过程中,目睹外国资本在华设立银行,通过贸易、汇兑、信贷等金融活动,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银行对于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创办银行的意图在于——以银行为枢纽,联系各种新式企业,达到彼此利用,互相维系,进而抵制外国银行的挟持,免致中国权益尽为西方列强的银行所攫取。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立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矛盾纠葛和曲折的过程——既要排除外国势力所制造的种种干扰和阻碍,又要随时面对清廷内部的顽固势力的责难和扼杀,同时还要提防和警惕因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而对于创办事业的负面影响。例如,18971月,当盛宣怀向总理衙门呈递《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银行章程二十二条)时,总理衙门的守旧官僚借此发难,他们在驳诘中反对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理由是——既然此银行系奉旨开设,其公家拨解汇兑之款,自以京都为总汇,京都若为分行,似觉外重内轻,不足以崇体制。他们认为应在京都和上海两处均设立总行,而各口岸、各省会均设分行,庶觉两便。他们还规定,银行资本不得移作各项工业及一切买卖生理,也不得收买各项房产地基,其借给公司或者商家的款项,不得超过股本的10%;在于客户往来上,所有存借进出的款项,凡在10万以上者,除汇兑外,应随时报明立案。面对清廷顽固势力的故意刁难,一些原本已经投资附股的商人们,纷纷请求退股,致使挂号者绝迹。眼见大业就要夭折,盛宣怀一面力请支持创建银行的翁同和、李鸿章等大员从中转圜,一面对总理衙门驳诘的各条一一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终于让总理衙门的保守势力作出了让步,并且批准了通商银行可按原定日期开业。最后,在表示了通商银行决不铸造银币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527日)在上海正式开张营业。

   中国通商银行是一家商办的金融企业。它是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的银行,它立志要“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总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但是,兴办银行既要得到清廷的庇护,还要避免清廷的控制。盛宣怀一面向清廷要求“请存官款”,准许银行发行银票、铸造银钱、汇兑公款,以示这家银行有官方背景,与其他普通商人开办的银行不同。因此,张之洞称这家银行为“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银行。

    通商银行在成立之时,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于1898年收足。其主要投资者为盛宣怀所掌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它们的投资额占银行实收资本的42.9%;私人投资占资本额的57.1%,其中包括盛宣怀本人和李鸿章、王文韶等大员共投资73万两,银行总董中的张振勋、严信厚等投资17万两。以上几笔合计在193万两,但是,一般中小商人投资不多。

    通商银行在成立时,总行有总董9位——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杨文骏、刘学询、严滢、杨廷果、施则敬、朱葆三。他们都是当时商界或官场的活跃人物,其中有浙江宁波籍大资本家(叶成忠、严信厚、朱葆三),也有浙江的富商(刘学询、施则敬)。几乎都是浙江资本集团的代表。盛宣怀希望通过他们加强银行与钱庄的联系,以便开拓业务。但实际上在银行里独揽大权的是盛宣怀。总行下设的各分行的分董也都由盛宣怀指派。当时在香港、广州、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都设有分行。其业务原则和经营方针,则以汇丰银行为准而参酌之,银行的内部章程也“悉照西国银行规矩”。并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雇佣洋人为大班。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任洋大班是曾在汇丰银行从业数十年的熟悉中西银行业务的美国人美德伦(A.W.Maitland)。雇佣外国大班的目的是为了在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方便通商银行打开局面。

    中国通商银行早期的业务活动主要是开展存、放款业务,以及发行钞票、代收库款、汇兑各地拨解公款和为清廷举借外债提供中间服务。通商银行最大的业务是发行银元券。在银行成立时,曾获得清廷批准,授予其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该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发行银行兑换券的银行。通商银行从1898年开始发行银元券,到1904年,共发行了110万余两,主要在宁波、舟山等地流通。

    通商银行的另一个业务是为工矿企业融资。该行的上海总行从1897年到1900年,先后向工矿企业贷放资金累计332万两。其中主要的对象是由盛宣怀控制的各洋务企业。盛宣怀一方面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经营良好的企业吸收其盈利存入通商银行生息,另一方面对经营欠佳、常年亏损的企业提供大量的融资,以维持它们的生产和运转。同时,通商银行也对私营的工业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其中包括:大生纱厂(7.4万两)、恒丰纱厂(12.5万两)、裕泰纱厂(6万两)、振华纺织厂(15万两)、大德榨油厂(1.5万两)、华兴面粉厂(10万两)、中兴面粉厂(6万两)等。同时,通商银行也对外商放款,在1900年、1901年和1905年等年份,它对洋行贷付的款项各在100万两左右。

    通商银行的产生对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三、央行的诞生

    在通商银行成立之前,清廷统治者中就已经有人提出创设官办银行的建议。他们的目的是,利用银行管理财政,推行纸币,以缓解清廷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1904314日,清廷的军机大臣奕劻提出“试办银行推行银币以维财政”一折,指出:“中国向无银行,各省富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银行相类,特公家未设有银行相与维系,则国用盈盈之大局,不足资以辅助。”故而“现拟先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同年4月,户部尚书鹿传霖也提出“币制与银行相辅而行,非银行不能畅行各币”。于是,经清廷批准,即于1905927日在北京成立官办户部银行。在户部奏定《试办银行章程》中规定:银行资本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其余2万股,无论官民人等,均准购买;银行专作收存出放款项,买卖金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折受未满限期票及代人收存紧要物件;本行归国家保护,凡遇市面银根紧急,青黄不接之时,本行可向户部请给库款接济;银元局铸造银铜各币,均应交本行承领,与商号直接往来,以便流通市面;本行拟印纸币,分库平银100两、15两、10两、5两、1两五种,通行银元票亦如之;代理户部出纳;凡遇市商把持垄断各项币制价值任意抬抑之时,本行得以禀请从严惩办,秉公定价,务使币价一律,以维圜法。银行由户部选派总办1人,副总办1人,另设理事4人,由股东推举,与总办、副总办均为总管事务之员。从这些规定中可以认定——户部银行乃中国最早的中央银行,其所履行的职能完全是中央银行的职能。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同年7月,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但银行业务未作任何改变,所有营业均仍照旧办理。由度支部奏定的《大清银行则例》明确该行的国家银行的性质,总办改称监督,并由度支部奏派监理官二人监理该行一切行务。银行资本由原定的400万两增加到1000万两,分为10万股,国家认购5万股,其余的限定由本国人承买。赋予该行以代理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事务和公家一切款项收付,以及代理公家经理公债票证和各种证券等权责。

    大清银行于190510月设立天津分行,11月设立上海分行,19069月设立汉口分行,1907年在济南、张家口、奉天和库伦等地设立分行,1908年在重庆和南昌设立分行,1909年又在杭州、开封、太原、福州、长春、广州、芜湖、长沙、西安、云南、江宁等地增设分行。大清银行成立后,随即向社会开展吸收存款活动,规定:“凡官绅商民人等在银行入股及存放款项,须应按照商家办法,妥为收存营运,不能问其款之所来。且款项既存行内,银行即有保护之责,虽该款有何关系纠葛之事,非按存款人之存款凭券,不论何人,均不得向银行强迫查察。”大清银行存款分为:往来存款、暂记存款和定期存款三类。第一二两种存款一般不计利息,定期在数月以内者,利息利率在五厘以下,定期在1年以上者,利息利率在六厘以上。总分行合计存款最高的年份为1910年,达到6339万两。 大清银行的放款形式包括:押款、借款、拆款、往来欠款、暂记欠款等多项。大清银行的汇兑业务有电汇、信汇和汇票三种,汇票有定期和即期两种。作为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负有纸币兑换、发行之管理职责。且其历年发行的银两票和银元票的数额也基本上在逐年上升。银行刚刚成立的1905年,其发行的银两票为537294两,而到1911年就已经达到5438910两,6年内增长了10倍。

    1911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倾覆,大清银行随之宣告停业。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中央银行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比大清银行晚成立两年的清廷的另一家国有银行便是营业至今的交通银行。1907年,清廷邮传部尚书陈璧奏请创办交通银行。其理由是:邮传部所辖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项事业,而借款办理的各路存放款项,各自分立,不能互相挹注,造成资金分散,现在拟赎回京汉铁路,需要巨大款项,因之建议设立银行,以便集中资金,灵活调度,以改变分头存储、资金分散的弊端;同时还可以利用股票、债券来筹集资金,发展交通事业。190712月获清廷准许,19081月,交通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交通银行最初的额定资本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可是,正当交通银行积极筹备期间,陈璧了解到大清银行增资,将股份从400万两扩充至1000万两,于是,他也决定将交通银行的额定资本从500万两扩充至1000万两,仍先收半数500万两。交通银行虽然其业务的拓展不及大清银行,但是,有幸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它得以继续营业,并且一路走到现在,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延续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银行,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现为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之一。

    四、私营的银行

    除了由清廷开办的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的银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代表现代银行发展方向的民族资本银行风起云涌,开辟了中国银行业的新的旅程。

    1906年由周廷弼(舜卿)创办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和马相伯创办的信义银行相继问世,接着1907年,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海通商银保险公司,1908年有四明储蓄银行、裕商银行,1910年有北洋保商银行,1911年有殖业银行、殖边银行相继开办。虽然这些银行很多还没有维持到辛亥革命到来就停业了,但是,它们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股份制银行的先驱。

    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06911日,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银行。该行集股50万元,创办时先收半数,在业务上除了经营私营银行的一般业务之外,还有发行银行券(钞票)的特权。

    银行的创办人是周廷弼,他起家于铁业,在无锡南乡开辟了周新镇。他认为,当时已经设立的华资银行,不重视吸收社会小额零散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他曾经赴日本考察银行事业,回国后便倾其全力促办兼营商业和储蓄的信成银行。经清廷商部核定,信成银行兼办储蓄银行,是为了方便小本经纪和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在该银行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元满一元以上,均可存储行中生息。其利息长期即满半年者周息五厘,不满半年者,周息四厘。信成银行改变了银行只收大额存款的惯例,此乃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创举。

    信成银行的存款余额最高是曾达700万元,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110万元。 信成银行的业务包括商业往来部分和储蓄部分。前者以发放信用贷款为主,兼作抵押贷款。信用贷款以商店、工厂、典当、米行等为主要对象,抵押贷款主要收受包括厂房、丝茧货物、粮食栈单等抵押物。储蓄分活期和定期储蓄两种。在贷款活动中,与其他银行不同,信成银行比较重视对民族工业的支持,它对一些无锡的纱厂和面粉厂提供过抵押贷款,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但是,由于信成银行支援辛亥革命致使资金日益吃紧,周转困难,勉力支撑到1914年秋天,在发还全部存款,并如数收回发行的兑换券后,宣告停业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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